我从来就对鲁迅客室中那幅对联很感兴趣：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：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”只有鲁迅和瞿秋白那样真诚的革命者之间，才能彼此相知那样的深，才能对全世界人民有“同胞物与”那样广阔的胸怀。真正的革命友谊是多么的可贵和可爱啊！
我和黎澍的友谊，在后半生也达到了“知己”的高度，所以我每想起他，便很自然地要想起鲁迅客室中的那幅对联。我们的友谊，并不是一般的“私谊”，而是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，追求真理的友谊。所以敢于以鲁迅和瞿秋白那样的友谊为榜样。
在解放前，我并不认识黎澍。解放后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。黎澍的夫人徐滨，那时在人民大学给苏联顾问当翻译。因为工作关系，我们每周要见面三五次，由于经常一起研究工作，彼此就更加熟悉和了解。加上她和我的夫人，和我的秘书又是当年慕贞中学的同学，因此她常到我家，我也常到她家作客。黎澍好客，好喝酒，常留我在他家饮酒吃饭。因此在饭桌上我认识了黎澍的许多“酒友”，例如乔冠华便是其中的一个。
在50年代，我和黎澍及其友人，尽可饮酒聊天，看起来似乎无所不谈。但因为他从前在白区工作，比较谨慎；我在解放区经过“整风审干”，也知道有所警惕，因此，我们的谈话和交往，都是有分寸的。应该说，我们把握的分寸还比较恰当，所以在历次运动中都没有发生问题。60年代，我们都到了近代史研究所。彼此同在一个单位，了解自然更多一些。但因各人研究的问题不同，所以还不能说相知很深。1964年，近代史所的人员被派到甘肃张掖去参加“四清”。从参加“四清”开始，我和黎澍、姜克夫三人便成了共议天下大事，思想完全一致的知己了。那时，许多人对“四清”运动，对近代史所，对国内和国际问题，都有不少的意见，我们和他们谈话，因对象不同而保持着不同的分寸。但我们三人倾谈时，则敞开肺腑，直抒胸臆，把问题研究到底。这时，我才发现，过去对黎澍并不完全了解；而现在，我们对当前的问题，无论近处和远处，国内和国际，无论是对人和对事，我们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。我们认为：群众的觉悟是逐渐提高了，我们应该为真理而斗争。中国的前途，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。但由于有个人迷信，中国以至社会主义阵营还会有挫折；而且这个挫折看来是难于避免的。
从甘肃“四清”回来后不久，1966年就发生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在“四清”时，我们已料到由于对毛泽东的迷信，中国还要出问题，但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灾难竟是如此的严重。“文革”开始不久，我便被打成“黑帮”，还当上了“黑帮队长”。黎澍因批判“东霸天”、“西霸天”，被打成牛鬼蛇神而罚扫厕所。我们由于不能参加革命群众的革命活动，反而能在厕所内外天天碰头，交流情况。尽管乌云满天，风雷滚滚，我们却认为黑暗只是一时的，总有云开日出的时候。1970年到河南“干校”以后，造反派在清查“516”运动中倒霉了。但我们最恨的并不是他们，而是可怜他们被人愚弄了，希望他们能从此觉悟过来。1971年林彪“折戟沉沙”，我们已看到“文革”是到了穷途末路。1972年从干校回到北京，批林运动发展到批极左思潮，我们是多么的高兴啊！那时，我和黎澍家住得很近，几乎每晚都要到他家去和大兰、小兰夫妇等痛骂“四人帮”。但很快，毛主席同意“四人帮”的意见，说林彪的问题是极右而非极左，于是运动变成了“批林批孔批周公”。此后，有邓小平复出，有“四·五”运动，有唐山大地震，以至毛泽东逝世。尽管形势很曲折复杂，但我们的分析，几乎和客观形势的发展相差不多。“四人帮”的倒台，完全在我们的意料中，虽然比我们的预料还稍快一点。
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，完全符合我们的愿望。我们对周扬的转变非常欢迎。但对某些人的顽固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曲折却估计不足。周扬挨批了，估计黎澍也会挨批。黎澍对受批判，是既有经验又有准备的。虽然这次对他批判的火力，比对周扬的相差很多，但他心中却格外的不平。他看见周扬成了“植物人”，十分难过。于是他多年的心脏病加重了，终于在1988年的冬天含恨而去。
黎澍仙逝时，我还住在医院里。我欲哭无泪，也无力写文章，只好为他送去一幅挽联，略表我心中无限的哀悼之情。挽联的原辞为：对敌人无畏惧，对青年多爱护，盛赞忠肝义胆；于“四清”同艰苦，于“文革”共患难，永怀亮节高风。
人们常说：“时间”会熨平一切心灵上的创痛。但是，我对黎澍逝世的感伤之情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却有增无减。1993年冬，为怀念黎澍，我又写了一首《黎澍五周年祭》的诗：自君之去矣，忽忽五周年！回首犹如昨，闭目想容颜。“四清”方有悟，“文革”更幡然。兴亡探其律，沧桑知所原。奈何君早逝，狐鼠尚苟安？且待三五年，奠酒为君欢。
从这首诗可以看出：我这时虽有无限的思念，感伤和不平的愤懑，但对前途却充满了希望，认为三五年之后，就可以“奠酒为君欢”了。世事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：中国和世界大势，飞速地向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。
黎澍哦，你的学生们，准备在你逝世十周年的时候，为你出一个纪念册。你的十周年祭的时候，我们会为你奠酒，但这次奠酒，将不是为你哭，而是为你欢了。
我于五周年祭中所说的三五年，其最后一年不就是1998年吗？到那时，我们尽可以欢，乃至可以欢呼了。黎澍同志，安息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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